但在太子人选问题上，李纲与朝廷存在一定的分歧。李纲曾主张立李建成（李渊长子）为太子，认为李建成性格宽厚，有治理国家的能力。随着唐朝政权的逐渐稳固，李渊开始逐渐放权，李世民的势力日益壮大。在这种情况下，李纲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他因为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与李世民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矛盾。

因为政治局势的变化和个人性格的原因，李纲晚年时逐渐淡出了朝廷的政治核心。但他依然受到唐朝皇室的尊重和礼遇，李渊对他的功绩也给予了肯定，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他们的合作对唐朝的建立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李纲思索良久，终认为皇上任命安比奴为散骑侍郎不妥，他上殿劝谏道：“古时乐工不与士人同列，即便是贤能如师旷、师襄，其职业世代不变。唯有北齐曾封曹妙达为王、安马驹为开府，后世以此为戒。如今天下初定，建立大义的功臣尚未尽得封赏，高才博学之士仍滞留民间，却先提拔舞胡为五品官，使其佩玉饰带，出入朝堂，恐非为后世立范之举。”

李纲的劝谏主要表达了乐工与士人身份有别，不应混淆。古代礼制是社会秩序的基础，随意打破会导致混乱。他认为天下初定，功臣和贤才尚未得到应有的封赏和任用，却优先提拔一个舞者为官，这是对功臣和贤才的忽视，可能引发不满。并引用北齐封乐工为官的反面例子，提醒李渊不要重蹈覆辙，以免对后世产生不良影响。他还强调作为君主的每一个决策都会成为后世的榜样，因此必须慎重。提拔舞者为官的做法不合礼制，也不符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可能会损害朝廷的威信。

李渊听后，面色微沉，心中有些不悦。他想到安比奴在宴会上献舞时的风采，觉得此人颇有才华，便答道：“朕已授其官职，不可更改。”

李纲见皇帝态度坚决，只得黯然退下。

当时李纲的劝谏反映出唐初士大夫阶层对传统礼制的坚守和对胡人文化的排斥。他认为李渊提拔安比奴为官的做法不仅违背礼制，还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一事件体现了唐初文化冲突和政治矛盾的复杂性，也为后世提供了关于礼制、封赏和君主决策的深刻思考。

据史书记载，皇帝李渊在登基称帝后，一直对大臣的谏言都非常重视。例如前文我们讲过的万年县法曹孙伏伽在唐高祖即位仅一个月后便上表进谏，规劝高祖吸取隋亡教训，去奢侈、远声色。李渊对此“省表大悦，下诏褒称”，并擢升孙伏伽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还将奖励决定公布至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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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还曾对谏议大夫苏世长表示，自己知道善于文章、工于技艺的人往往非常优秀，他人大多不及，但这些人也要谦虚的听取他人的意见，以避免出现错误。而且李渊在建立唐朝时，同时在门下省设置了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郎等谏官，赋予他们谏议的职责，体现了他对谏官制度的重视。

李渊对纳谏的态度积极，为唐朝树立了良好的政治风气，奠定了“贞观之治”的基础。他的做法鼓励了臣子们敢于直言进谏，形成了君臣之间的良好互动。这种风气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扬，魏征等名臣的直言进谏成为历史上着名的佳话。通过听取臣下的谏言，唐朝初期李渊政权能够及时纠正错误决策，避免了一些潜在的政治危机。例如，孙伏伽的谏言帮助李渊意识到隋朝灭亡的教训，促使他在即位初期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稳定了政局。

另外，李渊在位期间重视谏官制度的建设，为后来的唐朝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他设立的谏官体系和职权范围，为唐代言谏制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这一现象，我们会在后续章节中进一步探讨。

李渊在唐初的纳谏之道，不仅体现了他作为开国皇帝的智慧与胸怀，也为唐朝的政治秩序和文化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随着唐朝政权的逐渐稳固，李渊对于朝廷官员纳谏之道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在面对日益复杂的政治局势和文化冲突时，唐朝的君主们又将如何应对？这些问题，将在后续章节中逐一展开，为读者朋友们揭示唐朝政治与文化的深层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