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文字的演变与发展见证了不同文明的兴衰变迁。

原始部落时期，表意的象形文字广泛存在，如中国的甲骨文、古埃及象形文字以及玛雅文明象形文字等。汉字由甲骨文逐步演变而来，在结构、笔画和造字法等方面不断发展，在甲骨文基础上持续简化、规范并丰富，最后发展成为汉字。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伴随着表音的字母文字横空出世之后，绝大部分古老的象形表意文字从历史的长河之中悄然消逝。时光流转至民国时期，更是有一部分国人发出了废除汉字的呼声。这些声音犹如惊涛骇浪，搅动着当时的社会。他们认为，与西方先进国家所使用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显得繁琐复杂、难以学习和推广普及，成为阻碍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大障碍。于是乎，一场关于汉字存废的激烈争论就此拉开序幕。

尽管在如今这个时代回首往昔，这看起来仿佛只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就在那个特定的时期里，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竟然真真切切地发生过！有那么一群留洋回国的学者们，他们旗帜鲜明地站出来，表示大力支持将我们传承千年、博大精深的汉字简化成为类似于汉语拼音般的文字形式。要知道，汉字可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啊，承载着数不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底蕴，怎能如此轻易地被改变呢？可就是在那样特殊的背景之下，这些学者们提出了这般惊世骇俗的主张，并引发了一场激烈而广泛的讨论。

幸好中国的有识之士坚持下来了，否则就会像其他国家一样失去自己的表意文字。如梵文属于印度语支的拼音文字，重视字音、字义而不重字形，曾使用多种文字形式，后主要采用天城体，且梵文的普及也致使古印度其他表意文字消亡；拉丁文则是印欧语系的字母系语言的代表，与同属印欧语系的英语，在词汇、语法等方面相互影响，大量英语词汇源于拉丁语，受其影响，英语的词性、句子结构等语法层面也留下了拉丁语的痕迹。由于这种语言间的传承与影响，整个欧洲基本上都以表音的字母系语言为主流。

在当今除了我们熟知的汉字外，彝族所拥有的古老而神秘的彝文、纳西族传承下来的充满奇幻色彩的东巴文、壮族独有的格巴文以及水族的水书等等也是表意文字。但在众多表意文字之中，唯有汉字脱颖而出，成为了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交流与传播的文字。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文字语言的抉择对于未来文明的演进显得愈发关键。一场悄然展开的“文化战争”已经拉开帷幕。汉语和英语，分别作为表意和表音这两大类语言系统的杰出代表，自然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究竟哪一种语言更为适合人类发展？

从语言的扩展性来看，英语面对新事物时主要靠造新词应对。其词汇量不断膨胀，每年至少新增上千个新词。如今，英语总词汇量（包含各学科术语、俚语方言）已远超200万个。这使得英语阅读和书写愈发繁琐，如“尘肺病”的英语单词由40多个字母组成，读、写、听都非常难。而且，随着英语词汇量的激增。现代普通英国人词汇量约4万，仅占英语总词汇量的2%左右，这严重限制了普通民众知识文化水平的提升，也给跨学科交流带来极大困难。

就以航天领域为例，这其中所涉及到的各类新涌现出来的材料可谓是五花八门。这些新材料不仅具有独特的性能和特性，而且其制造工艺和应用范围也与以往大不相同。与此同时，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技术手段的日益精进，众多前所未有的新发现也接踵而至。从宇宙深处的神秘现象到微观世界里的奇妙粒子，每一个新发现都有可能颠覆人们对于太空探索的既有认知，并为未来的航天事业开辟出全新的道路。此外，还有那些层出不穷的新参数公式。面对如此海量且复杂多变的新知识体系，为了确保准确无误地描述和传达这些前沿科技成果及其背后蕴含的深奥原理。给所有与之相关的事物另行创造专用词汇也就成了必然。

正因如此，英语不得不持续不断地创造新词汇，每年都会造出数十乃至数百个与航天专业相关的全新词语。对于那些用英语攻读航天专业的人而言，这无疑是一场噩梦。他们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一门专门用于该领域的特殊语言，才能够顺利获取航天专业的知识。

这种情况造成的后果便是，航天领域的发展步伐逐渐变得迟缓起来。由于知识传承面临重重困境，那些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学者们发现想要把自身积累多年的宝贵知识传授给新一代从业者变得愈发艰难。长此以往，航天领域的创新和进步受到严重制约，发展速度自然也就日益减缓。

相较之下，汉语基本单位是字，字可自由组合成词。汉字应对新事物无需造新字，仅靠原有字排列组合成新词即可。从商朝至今，常用核心汉字不超300个，学会3500个常用字就能覆盖现代主流文本99.48%的篇幅，且这些字的排列组合能形成海量词语，中国中学生通过字面意思就能大致理解新词含义，不同学科的学者也能无障碍交流，汉语的扩展能力可见一斑。例如大肠杆菌在英语中是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非学医专业人士，绝对看不懂。而在中国就叫大肠杆菌，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大肠内的细菌，而且外形是杆状的。中国人知道鸡蛋是鸡生的，而外国的孩子可能并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单词egg和鸡没有一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