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氏回答道：“你能以范滂为榜样，我难道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应该说，程氏的教诲端正了儿子的品行。

苏轼成年时，已经博通经史，下笔千言，爱好看贾谊、陆贽的文章书籍。读了庄子的相关文章后，赞叹道：“我也有这个见解，可是写不出来啊，看了庄周的书，真是说出了我心中的所想！”看来，苏轼年轻时还是挺谦虚的。

公元1056年，二十一岁的苏轼和十九岁的苏辙，跟随父亲苏洵，自偏僻的西蜀，沿江东下，于第二年抵达开封参加进士考试。

这一届科举考试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副考官是梅尧臣，二人正锐意革除诘屈聱牙、故作高深的文风，欧阳修不仅改文风，还改考试程序。《宋史·选举志一》规定：进士考试，先考“诗、赋、论各一首”，再“策论”五道，填“论语”填空十道，简答“春秋”或“礼记墨义”十道。这是礼部的初考，考取的之后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主持，也正是从这届开始，殿试不淘汰考生，只确定等级名次。

欧阳修却规定先考策论。苏轼所做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清新洒脱的文笔，一下子给了他们很大的惊喜。

欧阳修赞叹之余，本想将该文考生列为策论第一，因当时考试采取糊名制，考卷还有专门人员重抄，考官批改时看的是重抄卷，既看不到考生名字，也看不出字迹。

这篇花团锦簇的策论，让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欧阳修清明公正，为了避嫌，欧阳修将列该文为第二。公布名单时，才发现作者竟然是毫不知名的苏轼。

后来的春秋简答题中，苏轼考了第一，殿试时中了乙等。甲等众所周知，是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

策论中，苏轼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很称赞这个典故的运用，但以他的学识，冥思苦想几天，终不知出处。

等苏轼高中后，以学生礼拜谒欧阳修时，欧阳修忍不住问苏轼道：“皋陶杀人这个典故，出自那部书啊？我怎么没有一点印象？”

苏轼一听，差点笑出声来，只好强绷住脸回答道：“这个所谓的典故，是我为了文章的需要，自己想当然杜撰的。哪有什么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