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精准抓住僚人"刀耕火种"的经济软肋，在秋收前夕颁布"凡集州境内粟稻，悉充军实"的征粮令，同时利用熟僚与生僚的血缘网络实施分化策略。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熟僚"与"生僚"之分，实为中原王朝对南方僚人（百越后裔）实施差异化管理的认知框架，这一分类体系在魏晋至唐宋时期尤为盛行。所谓"熟僚"，即那些接受朝廷羁縻统治、定期纳贡的僚人部落，他们往往拥有朝廷册封的世袭首领（如刺史、司马等官职），参与官方盐铁贸易，并逐步采用汉式农耕技术，如唐代《蛮书》所述"熟僚种稻，岁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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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之下，"生僚"则指那些保持独立、不服从官府管辖的僚人群体，他们延续着传统的洞居生活，保留猎首习俗，如"生僚得汉人，祭其祖"，且私自开采铜矿铸造兵器。

这种区分标准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在政治层面，熟僚被正式列入州县版籍，而生僚则被视为"化外之民"，《唐律疏议》中专门制定律法处置"生僚犯境"。

经济方面，熟僚需要缴纳"僚布僚锦"等实物税，而生僚仍维持着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其"集市以贝为币"。且文化差异更为显着，熟僚地区出现汉僚双语并用的现象，而生僚则完整保持着原始信仰体系，保持"生僚祭鬼，以铜鼓赛神"的习俗。

古代促使生僚向熟僚转化的机制主要通过官方和民间两条途径展开。官方手段包括纳质授官，即"生僚首领纳子弟为质，授巡检使"的和盟誓制度与生僚"献血为盟"的仪式）。民间交流则以互市通婚和宗教传播为主要形式。

这种分类具有相当的流动性，如泸州生僚韦氏在开元年间就完成了向熟僚的转化；同时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川东熟僚的汉化程度明显高于岭南地区（对比重庆大足石刻与广西花山岩画的僚人形象即可见一斑）。

这种"生/熟"二元分类本质上体现着华夏中心观的认知局限，现代民族学更倾向于使用"定居僚/山地僚"等中性表述。随着历史演进，这一分类体系到明代逐渐被"土司生苗"等新称谓所取代，但其蕴含的边疆治理逻辑，仍深刻影响着西南民族地区的文化分层。这些跨越千年的物质与文字遗存，共同构建起我们理解古代民族关系的多维视角。

庞玉面对僚人叛军据险固守的僵局时，归顺的熟僚首领们纷纷进言劝退。这些与叛军血脉相连的部族长老们跪伏帐前，以额触地泣诉："叛僚据九重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将军何必以千金之躯犯险？"

庞玉闻言按剑而起，当众颁布了一道石破天惊的军令："即日起，集州境内待熟之禾，皆为军粮！叛寇不灭，本帅不退！"

这道军令如惊雷般传遍山谷，僚人村寨顿时哗然。

白发苍苍的寨老们捧着新抽的稻穗，在总管府前长跪不起："大军若久驻，秋粮尽没，阖寨老幼皆成饿殍啊！"

夜幕降临时，几个纹面披发的僚人青年悄然离寨，他们腰间别着淬毒的吹箭，背上捆着浸油的藤甲，这些自幼在悬崖采药的猎人，最熟悉如何穿越光雾山的迷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