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着名诗人李白曾到访菊潭县，并留下了多首描写菊潭美景和菊潭水的诗歌，如《时过菊潭上，纵酒无休歇。泛此黄金花，颓然清歌发》。这些诗歌不仅记录了菊潭的自然风光，也使得菊潭县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笔。

当时，逃至菊潭县朱粲败军为充饥竟挖掘古墓，将墓葬中的尸骨与菊花同煮（见《元和郡县志·邓州》）。曾经"饮者寿百二十"的菊潭水，就此成为食人魔最后的葬身之地。

当朱粲残部蜷缩菊潭之际，淮源之战的胜利者杨士林正面临更复杂的政治博弈。这位流淌着蛮族血液的武陵蛮族首领，虽手握五万精锐，却在唐廷的关陇门阀眼中始终是"化外之人"。

《旧唐书·杨士林传》记载其帐中议事时"蛮语与官话并作"，这种文化隔阂促使他必须寻找新的政治支点。而镇守信州的庐江王李瑗，正是连接巴蜀与荆襄的关键人物。 李瑗的特殊身份使其成为最佳投效对象，既是李渊皇亲国戚，又是经略长江上游的军事统帅。

击败朱粲后，几经考虑，杨士林决定派遣使者前往信州总管庐江王李瑗那里请求归顺唐朝朝廷。

杨士林命族弟杨士昂携三件重礼渡江：其一为淮源之战缴获的朱粲金印，其二为汉东郡三十八坞堡的联名效忠书，其三竟是南朝陈叔宝的故物——青铜朱雀灯（据《江表志》载，此物原藏于淮源庙地宫）。这份精心设计的投名状，既展示军事实力，又暗含"承汉接陈"的政治隐喻。

小主，

在信州白帝城的临江阁中，李瑗面对杨士林的使者，展开了一场精妙的政治表演。他先是当众将朱粲金印沉入长江，宣称"大唐疆域不容妖孽"，旋即却将朱雀灯置于中堂，感叹"南朝风华犹在眼前"。

《资治通鉴考异》中披露，当夜李瑗密令录事参军在灯座夹层发现杨士林手书：“愿为殿下守汉南，制萧梁（指萧铣”。这种双重姿态既向长安表忠，又暗中欲与唐朝构建地方联盟，以抑制萧铣割据势力。

此次投降实质是隋末地方势力重组的重要节点，即杨士林通过李瑗获得朝廷背书，李瑗则借机将势力延伸至汉水流域。

皇帝李渊接到杨士林的降书后，下诏任命杨士林为显州道行台。唐初的显州道行台是一个重要的行政和军事机构，主要负责管理显州（今河南省泌阳县北）及其周边地区的事务。显州道前身是后魏在比阳设置的东荆州，后来改为淮州；隋文帝时期改为显州，取其境内显望冈的名字命名。

杨士林接到封任之后，又任命田瓒为长史。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在此后三个月内连续颁布五道诏令，先是确认杨士林"显州道大总管"职位，又突然将田瓒擢升为光禄大夫，这种"分而治之"的手段，暴露出李渊政权对蛮族军事集团的深刻忌惮。

当朱粲在菊潭啃食墓中枯骨时，他曾经的对手们已在构建新的权力图谱，而历史的绞索正悄然向这位食人魔王颈间收紧。

淮源之战后，朱粲主力尽失，仅率残部数千退守菊潭。据《元和郡县志》记载，此时其控制区"户不满千，粮仅支旬日"，军队出现前面所讲"掘墓取骨为糜"的绝境。

此外，菊潭地处南阳盆地西缘，北有王世充势力，东为唐军控制区，西南则是萧铣的梁国。这种四面受敌的态势，迫使朱粲必须寻求政治庇护。

武德元年（619年）闰二月，朱粲正式向唐朝朝廷派出使者递交降书，宣布投降唐朝。

接到朱粲降书后，长安太极殿内上演了一场关乎帝国南疆的战略博弈。

唐朝皇帝李渊接到朱粲请降书时，其案头摆着两份截然相反的奏报。一份是杨士林进献的《淮源战图》，详述朱粲烹食陆从典全家的暴行；另一份则是秦王李世民的分析："粲虽禽兽，然据汉水要冲，可制萧铣"。

最终，政治利益压过了道德评判，唐朝不仅册封朱粲为楚王，更赋予其"承制拜假"的特权，既允许他自己设置官署属吏，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事务。

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册封背后，隐藏着初唐政权对南方局势的精明算计。显州道行台杨士林虽获朝廷正式任命，但其蛮族背景令关陇集团心存戒备。而朱粲流寇的本质也未得到唐朝朝廷的信任。

不久，唐朝皇帝李渊便派遣前任御史大夫段确出使到朱粲那里进行慰问，不过，段确实则是肩负着监控朱粲与制衡杨士林的双重使命。

当段确的马车驶向菊潭时，南阳盆地的血色晚霞中，新一轮的权力游戏已然拉开帷幕。至于后戏如何演绎，我们在后章将继续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