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籍的乐府诗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对晚唐至五代时期的诗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作善于用完全相反的两面来描述事物，形成强烈对比，且擅长用白描手法，细腻真切地刻画各种人物形象。张籍在唐德宗贞元初年的时候，和王建一起在魏州学习，后拜韩愈为师，学习诗歌。在韩愈的推荐下，张籍考中了进士，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张籍在太常寺太祝的职位上一干就是十年，期间还认识了诗人白居易，两人互相交流和切磋，对各自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籍的一生，不仅在文学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其教育经历和与韩愈的师生情谊，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文化传承。
李贺（约公元790年-约817年），字长吉，是唐代着名的诗人，被后世誉为“诗鬼”。他出生于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李贺的诗歌以奇特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着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贺自幼体形细瘦，通眉长爪，长相极有特征。他才思聪颖，七岁能诗，又擅长“疾书”。李贺因避家讳，未能参加进士科考试，终生落魄不得志。他曾任奉礼郎，但因病早逝，年仅27岁。
避讳制度在唐朝得到强化与完善，涉及到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以表尊重。在科举考试中，如果遇到与尊长有关的名讳，考生只能退出考试，表示对尊长的孝敬之意，贺在韩愈的劝说下准备考进士，但在考试前夕，因有人举报他父亲名字“晋肃”与“进士”谐音，李贺被迫放弃考试，最终一生未能考取功名。韩愈对李贺因避讳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感到愤怒，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讳辨》来嘲讽那些中伤李贺的小人，表达了对于避讳制度的不满。
李贺开创了“长吉体”诗歌，现存诗二百余首，有《昌谷集》。代表作品有《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马诗二十三首》等。他的诗歌想象丰富，语言瑰丽，善于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新奇瑰丽的诗境。
李贺的诗歌风格以空灵甚至诡异见长，语言悲冷凄苦，奇特的语言营造悲冷的氛围，是“长吉体”能在繁花似锦的诗歌苑囿中一枝独俏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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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贺的诗歌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而且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作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被后人誉为“鬼仙之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贺的才华与遗憾，使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如《南园十三首·其五》等，表达了他对怀才不遇的无奈和愤懑。李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诗歌创作却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亮点。
贾岛（779年－843年），字阆仙，自号碣石山人，是唐代着名的诗人和僧人，与孟郊并称“郊寒岛瘦”，以其苦吟精神和精于雕琢的诗歌风格着称。
贾岛早年家境贫寒，曾出家为僧，法名无本，以“诗奴”着称。他的诗歌创作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强调内心的修炼与超越。贾岛在洛阳遇到韩愈，因其诗作受到韩愈的赏识，并建议他还俗应举。韩愈的鼓励对贾岛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得到韩愈的推荐，贾岛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中第，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反而更加努力地创作诗歌。贾岛在唐文宗时任长江主簿，晚年曾任普州司仓参军，最终在任上去世。
贾岛的诗歌语言清淡朴素，以炼字炼句取胜，刻意求工。他的诗歌多写景、送别、怀旧之作，体裁以五言律诗为主，情调偏于荒凉凄苦、寒瘦幽峭。贾岛的诗歌多表达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感悟，以及对自然美景的深情抒发。他的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与感慨，以及对人生苦难的真实写照。
贾岛的诗歌继承了唐代诗歌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有所创新。他的创作理念与诗歌风格对后世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唐代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
贾岛的一生虽充满坎坷，但他的诗歌却散发着永恒的光芒，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瑰宝。
另一位与四门学有着紧密关系的任务是贺知章。贺知章在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中乙未科状元，授予国子四门博士，迁太常博士。贺知章的诗文以绝句见长，作品风格独特，清新潇洒。《咏柳》、《回乡偶书》等作品千古传诵。他还是着名书法家，与张旭、怀素并称“唐草三杰”。
唐代四门学作为当时的教育机构，为唐代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其中韩愈和贺知章等人的成就尤为突出，他们在文学、书法、政治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四门学的招生对象和韩愈、贺知章等人的经历来看，四门学作为唐代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必然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也在大唐王朝的政治、文化等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但是，封建社会毕竟有着封建思想的特性，通过这些国家大学设定的招生对象来看，我们可以看到封建社会对于教育资源的分配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教育资源上，也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命运。
唐初李渊政府设置了国家级大学，那么下设的郡县是否有学校呢？郡县的学校是否会为穷苦百姓提供上学的机会？
其实，唐初的地方学校制度已经相当完备，地方行政区域分为道、府或州、县三级，在学校制度方面，设置有府州学和县学两级，都属中学性质，府学和州学均分大、中、小三等，县学分上、中、中下、下四等。唐初李渊中央政府就命令按行政区设学校，地方学校在贞观年代发展较快，到开元年代，已有一定的制度，也有一定的规模。
府学与州学可招收经学生（“经学生”主要指的是学习儒家经典的学生）40～60名，设博士1人，助教1～2人。县学可招收经学生20～40名，设博士和助教各1人。学习内容主要是九经，通一经或有文词史学者，可经府州县长官推选，经过简试，可升入四门学为“俊士”，也可参加科举考试，由地方长官根据个人成绩和实力（有背景实力的关系户）委派相当职务。
唐初的地方学校制度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教育政策，也与科举制度紧密相关，为唐朝培养了大量的基层官员和文化人才。只不过这些州、县所招学生，要么是“官二代”，要么是“富二代”，因为已明确招收对象是地方官员及中小地主的子弟，穷苦百姓们的“穷二代”只能望而却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