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清晨，四九城西郊，一辆挂着“京Z”牌照的深灰色公车驶入科技部下属高新技术发展研究中心。

车上下来的是大夏国家政策研究室一处处长袁泽，与科技部产业政策司副司长周振南。

两人此行目标明确——调研星城市模式，并形成政策评估建议。

他们手中拿到的，并非普通调研令，而是一份盖有大夏中秧财经委员会与大夏最高人事部联合印章的“联合试点观察函”。

文件标题很长，却只有一句话让人不寒而栗：

“星城市是否构成地方治理权力边界的特殊样本，是否具有可复制性与必要制衡性。”

这句话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央——正在认真考虑，李一凡的星城模式，到底是“地方异类”，还是“国家试验田”。

与此同时，李一凡正站在星城市高新区展示中心三楼，对着来自江淮省、岭南省、川南省的三组副厅级代表团，进行闭门讲解。

“我们不是在搞技术突围。”

“我们在构建的是：地方主导型治理+战略科技链条闭环+资本配置能力+制度容错机制的四维并行系统。”

“这不是给你们看的，是给未来十年的体制准备的。”

江淮省代表团首席——江淮省副秘书长马承志，目光闪动，缓缓点头。

“你们这是用整个城市，顶起一个部委的工作量。”

李一凡微笑，却没有否认。

这场闭门会的背后，是李一凡悄然铺设的“外围同盟”。

江淮，是赵建国牵线的改革试验地之一，也是“中部协作机制”最早的支持者。

岭南，曾与李一凡在召阳有过“产业标准输出合作”，如今正试图引入星城机制中三项基金调配方法。

川南，则是军工配套重地，对中微公司提供光电材料方向基础组件。

这三个地市若能形成联动带，就意味着——李一凡的试验，就不再只是“星城市”的孤例。

而是一个东中西三点联动的“新路径雏形”。

这一步，远比“守住机制”更危险。

当天下午，潇湘省委组织部一位内部线人将一份名为《中层结构再平衡提案反馈意见汇总》的内部件通过非正式渠道送至赵斌手中。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个署名“X”的批注：

“系统设计不宜以围堵思维对待前沿试验，若再有加压，极可能引发系统性抵抗情绪，降低干部信心。”

赵斌将材料交给李一凡时只说了一句：

“他们自己，也开始犹豫了。”

李一凡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