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8日，上午9:00，星城市府会议室。

来自财政部、银监会、科技部的联合观察组正式抵达星城市。

这是一场未被公开报道、却在制度层面引发连锁效应的调研。

他们不是为“救市”而来，而是为——“制度备案”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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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凡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个词：

【结构性市场危机】

“2015年的风暴，不是金融系统的崩塌。”他在汇报时开场，“它是资本市场的杠杆断裂，是地方产业的信心断层。”

“我们不把这定义为‘危机’，而是——制度应变机制的空白地带。”

观察组组长是科技部高新司副司长赵瑞坤，一位讲话极为审慎的技术官僚。他一边听李一凡讲解产业基金在市值维稳中的路径，一边不断在笔记上写字。

“你们地方政府动用了产业基金托底，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违背了‘非干预市场’的原则。”赵瑞坤开口。

“但你们守住了技术控制权，这一点……值得我们中央层面思考。”

“我们并不鼓励‘干预’，但我们需要知道——当制度空窗时，地方可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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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结束后，观察组留下一纸正式文件：

“星城市以非财政渠道推动产业基金风险缓冲的模式，建议列入试点观察。”

“建议在此基础上，建立地方主导的产业资本调控机制实验区，由潇湘省先行探索。”

这份文书，标志着李一凡推动的“技术保卫机制”，被正式纳入国家治理的观察视野。

而他，也得到了赵建国的一句评价：

“你不是在干预市场，你在重新定义——地方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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