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皆可从小读书识字，那治天下者，就未必是“士”了；

中原一直缺粮，皆因农耕手段落后，亩产太低。

如若能提升耕种手段，如全新的农耕器械、专心培育的良种、兴修水利、抗拒天灾等，粮食不再短缺，人人能一日三餐、餐餐吃饱，那“农”就未必能排在次席了。

既然“工”打制的物件皆为人日常所必须，如造出纸张，便可废除竹简，造出新型农具，便可提高粮食产量，那“工”排在第三位，还合理吗？

至于各朝各代均“贱商”，不就是想限制人们经商，让更多的人安心务农吗？

然而，却是商人把一地之物产，运至另一地，大大地促进了物资的流通，让各个地域得到自己地域没有却又需要的物产，让大汉广泛的地域能互通有无。这对大汉来说，是利还是弊呢？

士族之所以能把持朝廷，恰恰是因为他们对知识的垄断；

重农却轻工、轻商，恰恰是因为粮食短缺。

蔡成让大家展望一下，如果粮食不再短缺，纸张的价格让每个农户都能负担得起，典籍向所有人开放……

那时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下！

从而，蔡成指出了“儒家愚民”的巨大害处，便是知识由少数人掌握，不能发挥所有人的聪明才智，才会不断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潮流，新的发明创造……

如此，人类社会才能不断进步，而不是停滞不前。

统治者采取“愚民政策”是为了维护其统治者的地位，让统治者藏于云雾之中，使百姓对其因神秘而产生敬畏。

可这却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阻碍。

蔡成还顺便拿出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三种断句、三种释义，用来解释孔圣本是不赞成“愚民政策”的。

一切的起因，皆在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的精义被修改了。

最后，蔡成告诉法正、贾诩和其他所有人。

“管宁管幼安先生，在临淄再建稷下学宫。春秋战国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景象，已经在稷下学宫中初现。”

蔡成还告诉贾诩、法正两人，在大汉稳定下来之后，在稷下学宫，还会有一个项专门的研究：治国之道。

听了蔡成的讲解，贾诩、法正愕然且迷茫。

“难道就不尊儒术了？”法正喃喃低语。

他和贾诩都是当世知名的儒生，被蔡成这一通忽悠，他们已经找不到方向了。

“管他儒术道学，只要有利于我大汉的万世发展，我们皆可以兼收并蓄，取其长，弃其粕；扬其正，纠其偏。从而形成一整套我大汉的治世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