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军将军胡奋看见杨骏这样回答自己，于是微笑地说道：“我女儿就是入宫，也只配与杨公之女作婢，怎得与其相比？我家却无关损益，不如杨公之门显赫，令人侧目，此后还请杨公三思呀！”可谓诤友。杨骏终不以为意，并且还怀疑胡奋心有嫉妒，便怏怏离去了。

晋武帝之继后杨芷为此劝其父亲收敛一些，但是其父却仍然不以为然。

咸宁二年（277年），晋武帝司马炎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不同级别可置不同数目的军，但各王无地方行政权。

晋武帝司马炎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士族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们也有封地。公侯邑亦分三等。

西晋诸侯王的势力，主要来自他们的职务。西晋的诸侯王多担任一方面的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如汝南王司马亮，武帝时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楚王司马玮，太康末，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赵王司马伦，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齐王司马冏，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许昌；成都王司马颖，惠帝时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河间王司马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还有长沙王司马乂和东海王司马越任职朝廷。诸王有了行政权力，又有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如此一来，多位王掌握了封国的军政大权。

晋武帝大封司马宗室子弟为王，其目的便是想造就一个能够藩屏帝室的皇族势力，用以对抗士族中的野心家，因此赋予了宗室王很大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如裁撤州郡武备，并允许宗室王在自己的封国内有自置军队的权利，允许宗室王出镇和允许宗室王参政等。尤其是允许宗室王出镇和允许宗室王参政这一点弊端最严重，因为一旦参与政务的宗室王利用自身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特权与出镇的藩王相勾结，势必会破坏中央政府的正常运营机制和运行秩序，再加上有本王国自备军队作为的后防屏障，势必会引起整个局势的动荡。从这些地方来看，晋武帝在分封宗室王时，只是看到了宗室的力量，却没有重视宗室王的势力过于膨胀所造成的对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给叛乱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小主，

咸宁二年（276年）十月，司马炎改封羊祜为征南大将军，恢复其贬降前的一切职权，开府仪同三司，可以自行辟召僚佐。当初羊祜便认为，要想伐吴，必须凭借长江上游的有利地势。当时吴国有童谣：“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羊祜听后便说：“这一定是说伐吴必是水军成功，只是要考虑哪个人应童谣中的名字。”正逢益州刺史王濬被征召任大司农。羊祜发现王濬的才能可当重任，而王濬的小字又是“阿童”，正应了童谣之言。而当时在西晋朝廷内部，王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羊祜极力肯定王濬的军事才能，于是上表挽留他，使王濬重新被授为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

此后，羊祜密令王濬缮甲训卒，广为戎备。经过七年的练兵和各项物质准备，荆州边界的晋军实力远远超过了吴军，而两年前陆抗病死，吴国境内又因为孙皓的高压统治使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这表明晋灭吴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羊祜不失时机的上疏请求伐吴，奏疏说：

先帝顺应天意人心，西平巴蜀，南和孙吴，海内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人心安乐。而吴背信弃约，使边境又生战事，国家气数虽是天定，而功业必靠人为，不灭东吴，则士卒百姓无安宁之日。完成统一大业，也是光大先帝功勋，实现无为而治的举措。尧伐丹水，舜征三苗，都是以使宇内安宁，停止兵乱，民众和睦为目的的。当年平蜀之时，天下人都以为应当一并灭吴，而蜀灭至今已十三年，这算一个周期，灭吴的日子应在今天了。

而议论此事者常说吴楚在盛世最后被征服，在乱世最先强盛，这是诸侯纷争的时候，当今天下一统，不得与古时并论。有些说法只适用于大道理而不知权变，所以出谋略的人很多，而可以作为决策的就少了。凡是凭险阻而得生存的国家，是指它的实力与敌国相差不多，有力量固守。如地位轻重不同，强弱相差很大，那智士的计谋也不能救它。险阻的地势也不能保它。蜀国地势不是不险要，高山上接云霓，深谷不见日月，关隘险道，束马悬车方能通过，有一夫操戈，千人莫挡之势。